2020抗美援朝70周年大会观后感一
在吉林省通化市，70岁的孙艳华被称为“红色文化活字典”，她不是抗美援朝的亲历者，却通过寻找、采访老兵，还原了许多抗美援朝期间的故事。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吹响抗美援朝的号角，作为志愿军开赴朝鲜的通道之一，通化地区全民动员保障前线是当时这座城市的真实写照。“70年过去了，那些健在的老兵、担架队员、民工，还有抢救伤员的医务工作者如今还生活在我们身边，但大多已是耄耋之年，我希望能找到他们，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孙艳华说。
2001年，孙艳华因病提前退休，身体转好后，她投入到写作当中。在创作一部以老兵为题材的作品时，她结识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守陵的老兵徐振明。徐振明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1958年转业时主动选择到通化靖宇烈士陵园工作，为将军守陵。他退休后，儿子徐永军继承了这份工作，父子传承守护了杨靖宇英魂62年。
徐振明的事迹让孙艳华对老兵这一群体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共鸣。2013年，在徐振明的建议下，出生于抗美援朝期间的孙艳华萌生了寻找抗美援朝老兵并记录那段历史的想法。“大多数老兵已经80多岁了，我急啊!”孙艳华说。
她向通化市委老干部局说了自己的想法，老干部局当即决定组建老干部报告团，任命她为负责人。孙艳华二话没说，拉着老伴，自费驾车，开启了“寻兵之旅”。
7年里，她找到了先后7次荣立战功的老兵刘德厚，采访到15岁上战场的老文化教员李润兰，记录下带领114名铁路工人，冒着敌机轰炸修铁路、排炸弹、救列车的“铁道卫士”高殿甲……
她以纪实作家为身份，先后采访了200多位参战老兵，整理出400多位老兵的资料，完成了老兵访谈《冰川血山》、老兵故事文集《血性碑》以及5部长篇小说。此外，她还与老伴胡堂林合作编辑了录入413位老兵战斗简历和图片的画册《军旗的荣光》，其中参加抗美援朝的老兵占比近六成。
随着时间推移，她的“寻兵”范围还扩大到当年的担架队员、铁路工人、民工、妇女干部和医务人员，用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更加完整地还原了抗美援朝期间人民群众的真实面貌。
她和老伴将自己采集的资料、图片无偿捐献给通化市抗美援朝纪念馆，并亲自参与展馆筹建。她还动员老兵们捐献出战争中的老物件，让纪念馆的藏品更加全面真实地展现那段岁月，以激励后人铭记历史、珍惜和平。
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从6月开始，孙艳华协助通化多个部门策划开展抗美援朝70周年纪念活动，并做了10场专题报告。她用一个个老兵真实的故事，讲述抗美援朝中志愿军战士们的保家卫国之举，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抗美援朝是红色历史的一部分，是志愿军老兵、老担架队员、老干部和老一辈人不能忘记的岁月，我要做的是真实反映那个时代的人和故事，把精神留住，传承下去。”孙艳华说。
2020抗美援朝70周年大会观后感二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美国和我国台湾国民党散布不实言论，污蔑中国大陆出兵是为苏联服务。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档案解密后，一些人又以片面曲解的方式引用史料，认为中国大陆参加朝鲜战争是不惜损害本国利益为他国出力。近年来，仍有人不遗余力否定抗美援朝的意义，抛出一些经不起考证的史料，甚至说连毛泽东自己都后悔了，认为“帮助朝鲜打这场仗是错误的”。
抗美援朝，中国无疑付出了人员伤亡和军费开支的巨大代价。那么，毛泽东认为自己做了错误的决策吗?抗美援朝是否达到他的预期目的?他后来是如何评价抗美援朝战争的?笔者依据有关档案和材料，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分析。
“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
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非常高兴，在中南海的院子里清唱了一曲京戏。接着他又对身边的卫士说：“我们可以脱军衣了，我脱，你们也脱。”脱下军衣，说明他内心的一些忧虑和担心解除了，已经在思考国家战略重点的转移。
毛泽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评价抗美援朝，是在1953年9月12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他指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他主要讲了四个意义，其中第一条就是“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他说：“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三八线是毛泽东当初决定出不出兵的一个“底”。毛泽东深知美军越过三八线占领朝鲜对于中国的巨大危害。此外，还有更深层的忧虑：一旦朝鲜垮掉，按照斯大林的意见，朝鲜将在中国东北建立流亡政府，并将残余部队撤到东北休整，那么，很可能将战火引到中国境内，即使苏联再次出兵东北，无论战争胜败如何，都无法保证在东北的主权不受损害。
三八线对于毛泽东来说，还与解决台湾问题密切相关。美国对朝鲜战争的反应异常迅速、强硬，出兵朝鲜同时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主要是担心同样的情况还会在台湾海峡、越南、缅甸出现，导致美国远东防线的崩溃。美国把朝鲜和我国台湾联系起来，毛泽东也不能将二者分开考虑。1950年8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国。
朝鲜停战协定的最后签订，中朝军队守住三八线，拔去了插在中国头上的一把刀，使东北乃至全国可以安心搞生产建设;避免了在中国国土上与侵略者对抗的可能，将我们的“国防线”外移;也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争取到一些余地。毛泽东不能不为之感到欣慰。
“取得了军事经验”
“取得了军事经验”，是毛泽东讲抗美援朝意义时提到的第二条。他说：“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
毛泽东的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
一是经过抗美援朝，我们的军队朝现代化目标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和党中央就把现代化作为军队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我们的军队距离现代化很远”。由于国内工业水平极为落后，没有现代兵工制造能力，武器装备较差。战争中苏联以半价援助了中国60个师的苏式现代武器，其中约4个师的装备我们转让给朝鲜，其余装备提供给56个师的志愿军和国内部队，这些部队很快完成大换装。换装后，我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获得了全面提升。此外，中国的各大兵工企业也利用苏联提供的技术蓝图成功地制造了第一批国产现代武器装备，新中国的国防工业开始初具规模。
二是经过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各兵种取得了同现代化装备敌人实际作战的经验。
毛泽东认为，取得与强大美国作战的经验，是中国军队的重大胜利。毛泽东曾说过：“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军队受到了锻炼，兵勇、干智”。由于有了与美军作战的经验，我们军队克服了过去的恐美心理，具有敢于同强敌较量的气魄，这在毛泽东的谈话中也有所反映。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说：“我们的志愿军跟美国在朝鲜打了三年，美国军队是有战斗力的，它的武器好。但是，只要不打原子弹、氢弹，打常规武器，我们是有办法对付的。”
“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1953年9月，毛泽东讲到抗美援朝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但没有展开来说。从他后来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其中主要有三层意思。
一是抗美援朝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抗美援朝之前，毛泽东等领导人曾有过担心：和平恢复的计划被打乱，“国内许多人将对我们不满”。随着战争的胜利，这个担心不复存在了。1957年3月17日，毛泽东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说：“在我们过去几十年，主要的工作就是阶级斗争。打倒蒋介石，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还有社会主义改造，这些都是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在作这个斗争的时候，人们对于我们在开头也是不相信的。现在人们就相信了，说共产党行了。”
二是抗美援朝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鼓舞起人民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
早在1950年12月，毛泽东就对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说：“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侵略，对中国人民是一个很好教育。不数月间，美帝的一切原形均已暴露无遗，中国人民对美帝的认识提高了一步，抗美援朝的运动得到很大的开展。”正如毛泽东所说，抗美援朝运动最大限度地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投入到支援前方、恢复经济的伟大斗争中。经过努力，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于1952年下半年提前半年完成，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于1953年开始。
三是抗美援朝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消除了一部分人的崇美、恐美心理。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空前提高。毛泽东深有感触，并时常以此鼓励国内外人民敢于和帝国主义做斗争，敢于和一切困难做斗争。1956年，他畅游长江时说：“应当号召人们到大江大河里去游水，可以锻炼人们的意志。有些人害怕大的东西，美国不是很大吗?我们碰了它一次，也没有什么了不起。”1968年11月，毛泽东会见越南范文同一行时说：“美国在历史上历来是让别国先打，打到半路它再参加。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先打朝鲜战争，然后打越南战争……但它经不起打，只出几十万兵，兵力有限。”
“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
毛泽东认为抗美援朝胜利意义的第四条，是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毛泽东说：“今后，敌人还可能打，就是不打，也一定要用各种办法来捣乱”，“如果美帝国主义不推迟新的侵略战争，他说，我要打!我们就用前三条对付他。如果他说，我不打了!那么我们就有了第四条。这也证明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优越性”。
抗美援朝的胜利，顶住了美国侵略扩张的势头，为新中国的国家建设和社会改革争取到了宝贵的和平环境，同时也使新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使全世界的人们，包括中国的敌人和朋友，都对新中国刮目相看。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受帝国主义列强任意欺侮、宰割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至于战争付出的代价，毛泽东从中国人民长远利益出发指出：“当然，我们牺牲了人，用了钱，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他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抗美援朝属于后一种。两者必须兼顾，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
巩固中苏同盟，获得新中国建设所需的经济援助和安全保障
毛泽东在1953年9月的讲话中没有讲到抗美援朝对于巩固中苏同盟的意义，但他在以后的言谈中多次流露出这样的意思。1958年7月21日，毛泽东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等时说：“苏联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的呢?从打朝鲜战争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两国开始合拢了，才有一百五十六项。”
朝鲜战争前，毛泽东为维护中国的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与斯大林进行了几次顽强的争斗，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没有多少信任。如果毛泽东违背斯大林的意愿，拒绝赴朝作战，之前签订的中苏同盟条约就可能成为一张废纸。
毛泽东最终作出出兵朝鲜的决定，化解了中苏同盟在刚刚形成时出现的危机，赢得了对苏关系的主动。苏联援建156项工程，无偿地提供了复杂的机器设备、工艺规程、内容丰富的科技资料，提供了其他科学集约化生产方式，派来大量专家。如果没有抗美援朝，这些都是不可能的。
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过去70多年了，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对抗美援朝评价的正确性。这场战争的胜利，使中国的东北边疆得到巩固，美帝国主义从此不敢轻易地进行欺侮和侵犯中国的尝试，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
2020抗美援朝70周年大会观后感三
关于中国抗美援朝，有人说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历史表明：中国入朝参战对于新中国崛起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概括说来，中国抗美援朝既教训了美国的骄横，也挫伤了苏联的霸权。
1教训了美国的骄横
首先，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使美国人放弃了他们在雅尔塔秘密条约中对斯大林的“承诺”。1952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其“国情咨文”中宣布，他“将要求国会通过一项适当的联合决议，声明美国政府不承认过去与外国政府所达成的秘密谅解中所承担的任何容许这种奴役行为的义务”。
这里所说的“秘密谅解”就是指《雅尔塔协定》。尽管美国国会没有通过这项提议，但在实践中，《雅尔塔协定》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款已被毛泽东“体面”地废除了。实现这一点的原因并不主要是彼时建立在中苏友谊基础上的苏联承诺，而是中国在朝鲜战场上表现出的实力。
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步入板门店谈判会场。
朝鲜战场的胜利打出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不久，即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虽然在美国的百般阻挠下，中国还是被邀参加了有苏、美、英、法等大国参加的日内瓦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
1955年4月18～24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召开，中国被邀参加会议，中国总理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和反对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及与各国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中国被邀参加这两次会议，在事实上打破了美国对新中国的外交封锁，确立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都与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不无关系。
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得到的不仅是道义——分别在1954年、1955年的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与苏美比较，更有丰厚的地缘政治利益。不管基辛格对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收获”如何虚饰，但美国学者对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还是直言不讳。
1953年7月27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于平壤在朝鲜停战协定和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
曾参加过朝鲜战争并对这场战争有深入研究的贝文·亚历山大说得非常明白：“尽管美国公众很少有人了解真实情况，但美国领导人却心中有数。他们曾计划征服北朝鲜，使之与李承晚朝鲜合并，而这一计划却被红色中国挫败了。1950年9月仁川登陆后，美军又入侵北朝鲜，其唯一原因便在于此。美国领导人知道，遭到失败后进行的战争实质上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战争，但公众却鲜有人知。
最令人感到沮丧的是，红色中国的军队用少得可怜的武器和令人发笑的原始补给系统，居然遏制住了拥有大量现代技术、先进工业和尖端武器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国。”
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历史学博士莫里斯·艾泽曼(Naurice Issermen)在《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America at War：Korean War)一书中说：朝鲜战争留给美国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教训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这场战争似乎证明了，通过坚决地使用美国军队力量，可以阻止共产党国家接管那些小的第三世界国家;另一方面，在1950年冬天遭受中国军队打击的痛苦记忆成为一个有力的论据，反对美国介入未来可能在亚洲发生的地面战争。
在越南战争之后，美国总统们抱怨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被“越南战争综合症”缚住了手脚，害怕美国军事的介入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但是，早在“越南战争综合症”出现之前，美国就曾经有过“朝鲜战争综合症”。
1953年7月27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于汶山在朝鲜停战协定和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
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后来在回忆录中则有坦白交代，他说：“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2挫伤了苏联的霸权
关于这场战争的深远意义，目前不为人们注意的还有，它最先撬动了苏联帝国的霸权基础。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苏联进入了赫鲁晓夫改革时期。改革的内容与1905年的沙俄军事失利暴露出的农业发展不足以继续支撑工业高速增长的问题相似，尽管程度上远轻于1905年的沙皇俄国，但赫鲁晓夫的改革也从农业开始。1950年，苏联提前9个月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
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产量达到新的高度，苏联生产率提高了36%，按工人人均产量增长约50%左右。另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从战败的德国及其盟国那里获得了赔偿，这有力地支持了苏联财政。
例如，在1947年，苏联3/4的进口来自东欧国家和德国的苏联占领区，据估计，价值达200亿美元以上。从1951年开始，第五个五年计划付诸实施。与其他五年计划一样，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工业领域，尤其是在航空、军工和原子能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伏尔加运河也已开通。但与此相反，支持苏联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却日益不堪负重，出现相对萎缩。
雅尔塔会议是美国(罗斯福)、英国(温斯顿·丘吉尔)和苏联(斯大林)三国在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之间在黑海北部的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皇宫内举行的一次关于制定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列强利益分配问题的一次关键性的首脑会议。
据统计，直至1953年苏联农业谷物产量仍未达到1940年的水平。由于战争破坏的原因，在1940～1953年间，苏联1945年的谷物产量与1940年相比下跌50%，到1946年则进一步下跌至58%。
此后虽然谷物产量开始大幅上升，至1952年已接近1940年的水平，但到朝鲜战争即将结束的1953年又大幅下跌，一年之内跌幅达11%。1953年10月20日，呈报给赫鲁晓夫并标有“绝密”字样的“苏联农业部和苏共中央农业局关于国内粮食收购计划完成情况的报告”对此有如下披露：“截至1953年10月20日，国内收购粮食16.849亿普特(编者注：俄罗斯重量单位，1普特约为16.38千克)。
此外，被列为收购计划的其他农产品数量折合粮食产量5940万普特，完成计划的92.8%。去年同期收购粮食19.494亿普特，完成计划的99.5%。今年粮食收购减少了2.56亿普特。”
农业是苏联国民经济的基础。1950年，农业在苏联整个国民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8.4%，而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在总劳动人数中所占比例却高达54%。农业的萎缩导致苏联居民粮食消费不足。1953年9月19日，米高扬收到标有“绝密”字样的关于苏联消费水平的报告，该报告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1952年的苏联粮食消费数量尚不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和1940年的水平。
资料表明，从二战结束后到朝鲜战争结束期间，苏联支撑扩张政策的经济基础已出现萎缩。与之相随的是斯大林与罗斯福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共谋并经过与丘吉尔在“百分比协定”中认可，最终通过苏联红军流血争得的庞大帝国及其势力范围——比如东欧和远东中国关外地区——建立之初就在其边缘地带出现松动。
苏联帝国的第一次松动出现在对苏联地缘政治利益极为重要，但又为苏联战略能力所不及的极限地带——巴尔干半岛，即1948年苏联与南斯拉夫党和国家之间发生的争执与冲突。
1948年3月中旬，苏联突然撤走在南斯拉夫的全部军事顾问和文职专家，两国关系急剧恶化。6月，南斯拉夫被开除出情报局(编者注：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7年9月成立，1956年4月解散)。1949年，苏联和东欧国家断绝与南斯拉夫的贸易关系，对南斯拉夫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同年11月，情报局再次作出决议，攻击南共是帝国主义的奴仆，号召南斯拉夫人民推翻南共领导人的领导。
苏联对南共的外交高压反倒说明，苏联对南斯拉夫的离经叛道已经无可奈何;苏联及东欧国家完全断绝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也表明，苏联帝国边缘地带首次出现坍塌。尽管1955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对苏南关系遭到破坏表示遗憾，双方签署了《贝尔格莱德宣言》，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也不过是苏联在事后对这种坍塌事实的变相承认。
1953年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的北京各界庆祝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大会。
我们知道，斯大林与丘吉尔在1944年10月达成的关于东欧势力范围划分的“百分比协定”中规定在南斯拉夫各占50%，这实际上是丘吉尔对苏联和英国历史较量中形成的各自力量极限和底线做出的评估结果。
这个结果大体也符合双方力量的实际情况和历史经验，而南苏冲突及其最终表现出的不和不分的结果也正好是丘吉尔、斯大林判断准确性的客观印证：南斯拉夫之所以能够成功摆脱斯大林的控制，其原因就在于南斯拉夫位于俄罗斯国家力量的极限地带。
斯大林建立的苏联帝国发生的第二次松动，是在南苏冲突5年后。其松动地点恰好也是对苏联地缘政治利益极为重要，但也为苏联力所不及的极限地带——中国东北。
“外蒙古”独立是斯大林落实《雅尔塔协定》并通过这个协定实现其将中国整个关外纳入苏联势力范围战略的关键步骤。1945年2月11日，苏美英三国签订的《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即《雅尔塔协定》第一条)规定“维持外蒙古现状”。这一条对苏联的战略意义，不仅如斯大林告诉蒋经国的，是出于西伯利亚铁路安全的需要，同时还是苏联出于控制中国东北和新疆的战略需要。
“外蒙古”独立从地缘政治上看，是在从新疆到东北的整个中国北方的中间地带撕开了一个大缺口，接踵而至的就是西进新疆和东进东三省，并对中国北京长期保持高压态势：一旦中国东北或新疆出现不利于苏联的事态，苏方就会以最短的距离和最快的速度直插北京。20世纪60～7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时期，苏联在中苏和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就曾对中国北方安全形成重大威胁。
然而，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让斯大林利用“外蒙古”独立“中间突破”中国这步“活棋”变成了“死棋”。在朝鲜战争前，蒙古可以利用掌握在苏联手中的中长铁路直达太平洋西岸，而在朝鲜战争后，苏联将中长铁路交还中国使蒙古被困在中苏的“如来合掌”之中。
蒙古的物流要与太平洋连接，就需要暖港，这样蒙古的发展便在朝鲜战争后与中国产生了天然的依存关系，这正如在朝鲜战争之前，蒙古的发展必然与掌控中长铁路的苏联产生天然联系的道理一样。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并赢得胜利的结果，不仅彻底打碎了《雅尔塔协定》对中国的束缚，而且还在地缘政治上使斯大林在“外蒙古”的“中间突破”态势陷入困境。
苏联通过“外蒙古”对中国北方施加的安全压力从中国东北方向受到巨大制约，如果再考虑到兰新铁路建成后中国东部各省与西部新疆的联系更为紧密的因素，苏联通过“外蒙古”对中国造成的安全压力更是大为缓解。
相反，蒙古出海路线由苏联转到中国这一变化又使蒙古的发展与中国产生不可分割的依存关系，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蒙关系的未来走向。
1955年，就在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的同一年，苏联宣布将旅顺海军基地交还中国，这表明苏联将斯大林在雅尔塔秘密协议中获得的对中国东北控制权的正式放弃。
接踵而至的就是1956年发生于波兰、匈牙利和1968年发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脱离苏联的运动。
但是，帝国的动荡并未在波兰和匈牙利就此打住，它经过短暂停顿后进一步从帝国的边缘向中心推进。1968年1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脱离苏联的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领导下的捷克斯洛伐克于60年代下半期越来越显示出强烈的脱离苏联的独立倾向，在国内政治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
尽管杜布切克的“改革”并不像1956年匈牙利改革那样激烈，但苏联依然将这视为对其领导地位的挑战。同年8月20日深夜，20万华约成员国军队和5000辆坦克武装进入捷克，为时半年的动荡才被平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辛辛苦苦建立的苏联帝国，就这样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就出现了由表及里的松动。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帝国的东欧部分松动与远东部分还是有区别的。与朝鲜战争造成的后果不同，帝国的东欧部分的松动并不是在西方外力干预下出现的。从南斯拉夫脱离苏联到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段时间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除了舆论谴责外，对东欧的上述事件基本采取1948年斯大林对希腊共产党武装斗争一样的态度。
鉴于西方国家没有动摇罗斯福、丘吉尔与斯大林曾达成的战后势力范围划分的默契，并没有出兵对苏联军队进行直接阻拦，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它们看作是基于苏联帝国的内部矛盾而产生的松动。在这些变化中，处于苏联帝国国力极限最边缘地带的南斯拉夫最早脱离苏联的控制，而处于苏联国力极限之内的国家在20世纪50～60年代的脱离苏联的运动则遭到失败。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撬动苏联帝国东欧部分松动的真正杠杆并不在巴尔干的南斯拉夫，而是在朝鲜战场;而造成苏联帝国在远东松动的地方并不在朝鲜战场，而是在中国东北。中国不仅将美国抵挡到“三八线”以南，同时也使苏联看到中国军事力量的不可战胜，从而放弃了在雅尔塔秘密条约中获得的并为蒋介石承认了的在中国东北的铁路和港口利益。
这场战争的结局并没有改变美国与苏联在远东的势力划分，而是与东欧一样改变了苏联帝国内部的控制结构：在斯大林非常不情愿的情况下，原本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中国东北地区的控制权，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已完全和平友好地转入中国手中。
换言之，1953年朝鲜战争使中国东北从苏联控制中脱离并转入中国手中。1953年1月，就在朝鲜战争即将签订停战协定的前夕，苏联同意将从满洲里经哈尔滨最终至大连港的这条贯穿俄国远东关键利益线的中长铁路(原中东铁路)移交给中国。此举不仅将中国北方的有效边界——在蒋介石时期的中国北方有效边界一直游移于山海关一线——大幅北推，更重要的是，它也使独立不久的“外蒙古”通往海参崴和辽东半岛的陆上出海通道从苏联控制区转入中国手中。
斯大林对此看得明白，他曾私下对当时还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的米洛凡·杰拉斯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
”也正是朝鲜战争的结果使斯大林认定作为苏联势力范围的东北将回转中国之手，只不过与南斯拉夫事件不同的是，这样的结果是在斯大林的“邀请”下出现的，而且这时的斯大林也因接近生命的尽头而无力回天。可以想象，从巴尔干南斯拉夫到中国东北脱离苏联控制的地缘政治变动，对以彼得大帝自喻、并刚将彼得大帝像请入自己办公室的斯大林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2020抗美援朝70周年大会观后感四
中国人民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达到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目的，支援了朝鲜人民，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稳定了朝鲜的局势，保卫了中国大陆的安全，维护了亚洲及世界的和平。无论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乃至对于整个世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深远意义。
第一，这场战争极大地提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威望，奠定了新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1840年以来的近代中国，除1931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取得反法西斯侵略的胜利外，只有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掠夺的挨打受欺历史，只有任人宰割、割地赔款的屈辱历史。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无论当时的资本主义阵营还是社会主义阵营，都没有正视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帝国主义仍然认为中国软弱可欺。美国当局无视中国政府的一再抗议和警告，命令其侵略朝鲜的地面部队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进攻，就是最好的证明。
刚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面对着长期战争造成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面对着各方面极为严重的困难。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领土主权受到侵犯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危机请求中国出动军队进行支援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毅然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与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美国军队作战，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和力量，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正气。这一举动本身就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中国人民志愿军依靠那样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了完全现代化装备的美国侵略军，极大地震动了全世界，不但使美国而且使整个世界，包括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得不对中国刮目相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中国人民军队在国际上的威望，打出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一扫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屈辱，使中国人民真正地扬眉吐气了，中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正如毛泽东所说的：“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刚刚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以及在世界各国的华人、华侨作为中国人和中国人的后裔都感到从未有过的骄傲和自豪，许多人纷纷回到国内参加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美国人沃尔特·G 赫姆斯再20世纪60年代著带有美国陆军官方性质的《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停战谈判的帐篷和战斗前线》一书，在评论朝鲜战争时说：“在远东，从朝鲜战争中出现了两个越来越强大的国家。其一便是韩国……另一个在战争中提高了地位的国家是共产党中国。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敌人，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由于共产党中国有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和坚强有力的领导，因此它也在朝鲜战场上赢得了自己的声誉，而且看来会成为远东与西太平洋地区共产党的领袖。”正是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打疼了美国侵略军，打疼了美国侵略当局，从此美国当局不敢再轻视中国人民，在亚洲和国际事物中不得不把中国摆到适当的位置。美国高层总结朝鲜战争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当初不相信中国人民的决心和力量，没有重视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正是总结了这一教训，在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中，美国的约翰逊政府才没把中国政府的警告当耳旁风，其地面部队才未敢越过北纬17度线。是抗美援朝战争改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是抗美援朝战争奠定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1955年4月亚非会议能在万隆召开和中国代表团能在会议上发挥主导作用，1958年台海危机中为台湾国民党军舰护航的美国军舰一遇人民解放军炮击就退入公海，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美国第38届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华，1979年美国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乃至今天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重大作用等，都是中国人民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这个重要因素的影响。
第二，这场战争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上和军事上最强的国家。它到处侵略扩张，恃强称霸，不可一世。然而侵略朝鲜时，在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共同反抗面前，却碰得头破血流，遭到了惨重的失败。这场战争是美国自独立战争以来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胜利班师的战争。毛泽东说：“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彭德怀也说：这场战争“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击败的”。这对中国具有“恐美病”的人是极大的教育，对亚洲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极大的鼓舞。
第三，这场战争为中国赢得了和平建设的环境，同时也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战争本身要付出消耗，也必将对经济建设正常进行带来不利影响，但得到人民拥护的正义战争，也会激发人民群众的工作生产积极性，从而刺激和促进经济增长。
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共开支战费62.5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时的25亿美元，几乎等于中国1950年全年的财政收入(1950年中国的财政收入相当于26亿美元)，消耗各种作战物资560余万吨，中国靠近朝鲜边境的城乡和交通等经济设施也遭到破坏。为满足胜利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刚刚确定的全面恢复国民经济的计划进行了调整。战争期间，苏联提供给中国的贷款和中国进口的武器装备主要用于朝鲜战场。抗美援朝战争的确对国内经济建设有不利影响。
抗美援朝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中国虽倾全国之力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但主要是将东北地区专为战时生产，全国的其他地区仍是以平时生产为主。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在满足抗美援朝战争需要的同时，积极采取措施恢复国民经济，边打边建。1951年2月，中共中央确定，仍按原计划在1952年底前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做好准备。为此采取的有效措施之一，就是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强大号召力与组织力，通过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组织动员全国人民开展了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抗美援朝爱国运动，最大限度地发挥工作生产能力。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和武装占领中国领土台湾，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和高度的爱国热情，全国各族人民充分发挥了工作生产积极性，订立爱国条约，开展生产竞赛，踊跃捐献财物，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场需要，为国家建设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因此，中国原定的国民经济恢复计划，虽因抗美援朝战争而进行了调整，但仍按原计划于1952年底前全面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1953年，即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在抗美援朝期间，边打边建，创造的一个奇迹。
抗美援朝战争对中国经济布局和经济结构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中国为保证工业生产安全，对东北南部地区的工业基地部分向北做了迁移，后来建设的工业基地在布局上也都考虑了战争的影响问题。同时，经过这场战争，使中国领导人进一步看到，要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的面貌，必须发展工业，而首先应该发展重工业。从1953年开始的中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就把发展重工业务作为重点。经过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支援帮助下，建立了以重工业为代表的现代工作基础。
总之，在抗美援朝期间，中国社会凝聚力，全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生产积极性都极大提高，国内经济建设非但没有受到影响，而且还迅速得到恢复。正如1952年1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所指出的那样：“抗美援朝不但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目的，而且又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动力。……这个斗争不是推迟了而是加速了我们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建设的准备工作的进行。”尤为重要的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中国的经济建设赢得了和平的环境。毛泽东在讲到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时曾指出：“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军就不能安心生产。”中国至今已赢得了60年和平建设的环境。
第四，这场战争使中国人民志愿军经受了现代战争的锻炼，特别是取得了现代化条件下依靠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强敌的宝贵经验。
这场战争是一场现代化条件下的的局部战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现代化程度最高依靠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强敌最为典型的一场战争，志愿军虽然武器装备处于劣势，但参战军兵种之多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空前的，先后参战的有：步兵27个军又一个师，直接参加过第一线作战的为25个军又一个师;地面炮兵10个师又18个团;高射炮兵5个师又10余个团和60余个独立营;装甲兵坦克3个师;空军歼击机航空兵10个师又1个团，轰炸机航空兵3个大队;还有雷达、探照灯部队为空军和高炮部队作战服务。另有铁道兵10个师和1个援朝铁路总队，工兵15个团担负铁路、公路抢修、新建和各种工程保障任务，有2个公安师担负后方警卫和公路线上的防空哨任务。在这场战争中先后参加志愿军经受锻炼的部队累计共达290万人。毛泽东说：“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讯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场战争的作战经验，对于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训练和保卫国防作战及援外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研究打赢现代化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特别是，这场战争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军事学术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军事变革，使人民解放军作战观念发生了许多重要转变，主要是：由单一步兵作战向现代化多军种协同作战的转变;由单纯地面作战向现代立体作战的转变;由主要实行运动战向既注重运动战又注重阵地战的转变;由单纯前方作战向现代前后方全面作战的转变;后勤保障由“小米加步枪、仓库在前方”向组织现代后勤保障的转变;等等。
第五，中国人民经过这场战争创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创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2000年10月25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从志愿军角度归纳了如下精神：“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志愿军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我军的光荣传统，与朝鲜人民军一道，面对世界最强大的敌人，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扬长避短，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作战。志愿军指战员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这也就是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不畏强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上下一致、同心协力、团结对敌，为抗击帝国主义侵略，保证战争胜利，空前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表现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决心和力量。
抗美援朝精神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民族精神，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中国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直至现在仍被广泛传颂。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人民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反抗侵略的伟大壮举，创造了震撼世界的光辉业绩，是新中国的光荣和骄傲，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她与日月同辉，永久地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
2020抗美援朝70周年大会观后感五
来到丁伙镇丁伙村抗美援朝老兵朱恩祥的家中时，他刚从地里干完农活回来，正在用井水洗脚，身体硬朗，看不出已有84岁高龄。
“父亲当过新四军，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从小就一直想当兵!”在记者面前，朱恩祥打开了话匣子，“1953年，我刚17岁，但规定满18岁才能当兵，我就多报了1岁，这才当上了兵。”
朱恩祥在大桥镇时家庄参加了为期3个月的新兵训练，被编入华东军区新兵第五团，又转到镇江市丹阳学习训练了3个月。1953年7月，朱恩祥随部队坐火车奔赴朝鲜前线阵地。在火车上，朱恩祥和战友们好奇地将头探出车窗外张望，火车的喇叭一直播放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部队刚跨入朝鲜，朱恩祥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战火连天，枪炮声不断，到处都是炸弹坑，阵地上浓烟滚滚，到处都是伤员。新兵班上的12个人逐个分到老部队，朱恩祥被分派到山洞内埋伏。为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所有的人吃住都在山洞里，朱恩祥是班里年纪最小的战士，睡觉都贴着班长。
到达前线的前两天，朱恩祥是在紧张和害怕中度过的。第三天，美朝正式停战，朱恩祥跟着老兵清扫战场，到了10月份，朝鲜已经是冰天雪地、寒风凛冽，战士们的手脚被冻得脱了层皮，缺水了，直接从外面铲雪化水蒸馒头。
“清扫战场，听着容易，好像没有打仗危险，其实，当时伤亡的战士有很多……”朱恩祥将裤腿挽高，大腿上赫然露出一道长约10厘米的疤痕。1953年12月，他和老兵一起出去清扫战场，突然，只听到一声爆炸的巨响，火光闪起，紧接着就是碎石掉落的声音，“当时我没感觉到疼，只感觉大腿麻了一下，伸手一摸全是血，才知道被炸着了!”
这次爆炸，一块地雷的碎片崩进了朱恩祥的大腿内，由于伤势较重，伤口始终没有愈合，随后小半年的时间他都在医院度过。1954年春天，从医院返回部队，继续参加清扫战场清扫和战后重建工作。直到1957年8月，带着“抗美援朝纪念章”“和平纪念章”等参战荣誉，朱恩祥光荣退伍，回到家乡丁伙镇丁伙村。
战争给朱恩祥留下了难以治愈的伤痛，他却自豪地说，抗美援朝的经历是一生的财富，“吃苦耐劳，生活乐观，都是那时候养成的，让我受益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