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作品(夏衍作品改编的剧本电影)

夏衍在我国电影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改编过的剧本有很多，本文就来简单分享一下： 夏衍（1900年10月30日－1995年2月6日），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中国近代著名文学、 电影、 戏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 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改编过的剧本有《在烈火中永生》《革命家庭》《祝福》《林家铺子》等电影剧本，著有《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等理论专著。著述甚丰，有《夏衍剧作选》《夏衍选集》《夏衍剧作集》《夏衍电影剧本集》《夏衍杂文随笔集》《夏衍论创作》《懒寻旧梦录》等。 夏衍早年参加五四运动，编辑进步刊物《浙江新潮》。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公费留学日本。入明治专门学校学电工技术。留学期间接触日本共产党，参加日本工人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1927年夏衍被日本驱逐回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夏衍同鲁迅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成立后任执行委员，后发起组织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建国后历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日友协会长、中顾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 创作有电影剧本《狂流》《春蚕》，话剧《秋瑾传》《赛金花》《法西斯细菌》《上海屋檐下》及报告文学《包身工》。夏衍作为中国三十年代开始的左翼戏剧运动的先驱者和主要领导者之一， 对中国现代话剧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无论从戏剧的表现内容，还是戏剧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 都在对 “ 五四”以来中国话剧优秀传统继承的基础之上， 进行了许多开艺术先河的创造性探索， 营造了自己意味深长的艺术境界，形成了独特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
夏衍，生于1900年，中国戏剧、电影作家、翻译家、新闻工作者。原名沈乃熙，字端轩。浙江杭州人。小学毕业后，当过染坊店学徒，后进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习。 1932年进入电影界，担任明星电影公司编剧顾问。1933年任左翼电影小组组长，此间写有《狂流》、《春蚕》、《脂粉市场》、《上海二十四小时》、《女儿经》、《压岁钱》、《自由神》等电影文学剧本和许多电影评论文章。1934年开始话剧创作。写有独幕剧《都会的一角》、《中秋月》；多幕剧《赛金花》、《秋瑾传》、《上海屋檐下》等。1936年创作报告文学《包身工》。 1937年抗战爆发后，先后主编《救亡日报》、《华商报》、《南侨时报》，任《新华日报》特约评论员，撰写大量散文作品，还创作《心防》、《法西斯细菌》等话剧剧本。抗战后期，与于玲等人组织中国艺术剧社，坚持开展国统区的进步文艺运动。解放后历任文化部副部长、对外友协副会长、全国文联副主席等职。先后改编《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等电影文学剧本，创作话剧《考验》，发表大量的评论文章。1977年后，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影协主席、中国作协顾问，并撰写了回忆录《懒寻旧梦录》。

《包身工》是我国现代作家夏衍于1935年创作的报告文学，叙述了上海等地包身工遭遇的种种非人的待遇，以及带工老板等人对他们残忍的压榨。下面是CNFLA网我精心整理的原文，希望你喜欢，欢迎阅读。 旧历四月中旬，清晨四点一刻，天还没亮，睡在拥挤的工房里的人们已经被人吆喝着起身了。一个穿着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绸衫裤的男子大声地呼喊：“拆铺啦！起来！”接着，又下命令似地高叫：“‘芦柴棒’，去烧火！妈的，还躺着，猪猡！”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被骂做“猪猡”的人。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叫喊，找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女性所有的那种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人们中间，似乎已经很迟钝了。她们会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公然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那男子虎虎地向起身慢一点的人的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向楼上的另一群人呼喊：“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 蓬头，赤脚，一边扣着钮扣，几个还没睡醒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子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她十五六岁，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柴棒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了她的名字。 这是上海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工房。长方形的用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的工房区域，被一条水门汀的小巷划成狭长的两块。像鸽笼一般，每边八排，每排五户，一共是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每间工房的楼上楼下，平均住宿三十多个人。所以，除了“带工”老板、老板娘、他们的家族亲戚和穿拷绸衣服的同一职务的打杂、“请愿警”等之外，这工房区域的墙圈里面，住着二千个左右衣服破烂而专替别人制造纱布的“猪猡”。 但是，她们正式的名称却是“包身工”。她们的身体，已经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包给了叫做“带工”的老板。每年？特别是水灾、旱灾的时候，这些在日本厂里有门路的带工，就亲身或者派人到他们家乡或者灾荒区域，用他们多年熟练了的、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去游说那些无力“饲养”可又不忍让他们的儿女饿死的同乡：“还用说？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鱼肉荤腥。一个月休息两天，我们带着到马路上去玩耍。嘿，几十层楼的高房子，两层楼的汽车，各种各样好看好用的外国东西……老乡！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见识一下啊！做满三年，以后赚的钱就归你啦！我们是同乡，有交情。交给我带去，有什么三差两错，我还能回家乡吗？” 这样说着，咬着草根树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说，就是她们的父母，也会怨恨自己没有跟去享福的福分了。于是，在预备好了的“包身契”上画上一个十字，包身费一般是大洋二十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内，由带工的供给食宿，介绍工作，赚钱归带工的收用，生死疾病一听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银两交，“恐后无凭，立此包身契据是实。” 福临路工房的二千左右包身工，属于五十个以上的带工所管。她们是替带工赚钱的“机器”。所以，每个带工所带包身工的人数，也就表示了他们的排场和财产。少一点的三十五十，多一点的带到一百五十个以上。排场大的带工，不仅可以放债，买田，造屋，还能兼营茶楼、浴室、理发铺一类的买卖。 四点半之后，当晨光初显的时候，水门汀路上和巷子里，已被这些赤脚的乡下姑娘挤满了。她们有的在水龙头旁边舀水，有的用断了齿的木梳梳掉紧粘在头发里的棉絮，有的两个一组两个一组地用扁担抬着平满的马桶，吆喝着从人们身边擦过。带工老板或者打杂的拿着一叠叠的名册，懒散地站在正门出口，好像火车站剪票处一般的木栅子前面。楼下的那些席子、破被之类收拾了之后，晚上倒挂在墙壁上的两张板桌放下来了。十几只碗，一把竹筷，胡乱地放在桌上，轮值烧稀饭的就将一洋铅桶浆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中央。她们的伙食是两粥一饭，早晚吃粥，午饭由老板差人给她们送进工厂。所谓粥，是用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渣加上很少的碎米、锅巴等煮成的。粥菜？这是不可能有的。有几个“慈祥”的老板到菜场去收集一些菜叶，用盐一浸，这就是她们难得的佳肴。 只有两条板凳，其实，即使有更多的板凳，这屋子也不能同时容纳三十个人吃粥。她们一窝蜂地挤拢来，每人盛了一碗，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门口吃。添粥的机会，除了特殊的.日子，比如老板、老板娘的生日，或者发工钱的日子之外，通常是很难有的。轮着擦地板或倒马桶的，常常连一碗也盛不到。洋铅桶空了，轮不到盛第一碗的还捧着一只空碗。于是老板娘拿起铅桶到锅子里去刮一下锅巴、残粥，再到自来水龙头边去冲上一些冷水，用她那刚梳过头的油手搅拌一下，气烘烘地放在这些廉价的“机器”们前面。 “死懒！躺着不起来，活该！” 十一年前内外棉的顾正红事件之后，尤其是四年前的“一·二八”战争之后，日本厂家对于这种特殊的廉价“机器”的需要突然地增加起来。他们大量用这种没有“结合力”的“包身工”来代替普通的自由劳动者。据说这是一种极合经济原理和经营原则的方法。 第一，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老板的，所以她们根本就没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们每天的工资就是老板的利润，所以即使在她们生病的时候，老板也会很可靠地替厂家服务，用拳头、棍棒或者冷水来强制她们去做工。就拿上面讲到过的“芦柴棒”来做个例吧（其实，这样的事倒是每个包身工都会遇到的），有一次，在一个很冷的清晨，“芦柴棒”害了急性的重伤风而躺在床（其实这是不能叫作床的）上了。她们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时间是非让出来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那一天，“芦柴棒”实在不能挣扎着起来了，她很见机地将身体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缩做一团，尽可能地不占屋子的地位。可是在这种工房里面，生病躺着休息的例子是不能开的。一个打杂的很快地走过来了。干这种职务的人，大半是带工的亲戚，或者是在地方上有一点势力的流氓，所以在这种地方，他们差不多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芦柴棒”的喉咙早已哑了，用手做着手势，表示没有力气，请求他的怜悯。 “假病！老子给你医！” 打杂的一手抓住“芦柴棒”的头发，狠命地把她提起来往地上一摔。“芦柴棒”手脚着地，打杂的跟上去就是一脚，踢在她的腿上，照例又是第二、第三脚。可是打杂的很快地就停止了。据说那是因为“芦柴棒”那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脚趾。打杂的恼了，顺手夺过一盆另一个包身工正在摸桌子的冷水，迎头泼在“芦柴棒”头上。这是冬天，外面在刮寒风，“芦柴棒”遭了这意外的一泼，反射地跳起来。于是在门口刷牙的老板娘笑了：“瞧！还不是假病！病了会好好地爬起来？一盆冷水就医好了！” 第二，包身工都是新从乡下出来，而且大半都是老板的乡邻，这在“管理”上是极有利的条件。厂家除了在工房周围造一条围墙，门房里置一个请愿警，门外钉一块“工房重地，闲人莫入”的木牌，使这些乡下小姑娘和外界隔绝之外，将管理权完全交给了带工老板。这样，早晨五点钟由打杂的或者老板把她们送进工厂，晚上六点钟接领回来，她们就永远没有和外头人接触的机会。所以包身工是一种“罐装了的劳动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使用，绝没有因为和空气接触而起变化的危险。 第三，那当然是工价的低廉。包身工由带工带进厂里，厂方把她们叫做“试验工”和“养成工”。试验，意思是试验有没有工作的能力；养成，意思是将一个“生手”养成“熟手”。最初，工钱是每天十二小时大洋一角至一角五分，工作是不需要任何技术的扫地、开花衣、扛原棉、送花衣之类。几个星期之后就调到钢丝车间、条子间、粗纱间去工作。一些在日本通常是男工做的工作，在这里也由这些工资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们担负下来。 五点钟，上工的汽笛声响了。红砖“罐头”的盖子？那扇铁门一推开，带工老板就好像赶鸡鸭一般把一大群没锁链的奴隶赶出来。包身工们走进厂去，外面的工人们也走进厂去。 织成衣服的一缕缕的纱，编成袜子的一根根的线，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适而愉快的。可是从原棉制成这种纱线的过程，就不像穿衣服那样的愉快了。纱厂工人的三大威胁，就是音响、尘埃和湿气。 没有人关心她们的劳动条件！这大概是自然现象吧，人在这三种威胁下面工作，更加容易疲劳。但是野兽一般的“拿摩温（工头）和“荡管”（巡回管理的上级女工）监视着你。只要断了线不接，锭壳轧坏，皮辊摆错方向，乃至车板上有什么堆积，就会遭到毒骂和毒打。包身工是“拿摩温”和“荡管”们发脾气和使威风的对象。在纱厂，活儿做得不好，罚规大抵是殴打、罚工钱和“停生意”三种。那么，从包身工所有者？带工老板的立场来看，后面的两种当然是很不利的了。罚工钱就是减少他们的利润，停生意非特不能赚钱，还要贴补二粥一饭，于是带工头不假思索地爱上了殴打这办法了。每逢端节重阳年头年尾，带工头总要送礼给“拿摩温”们。那时候他们就会拍马地说：“总得请你帮忙，照应照应。我们的小姑娘有什么事情，尽管打，打死不要紧，只要不是罚工钱停生意。” 打死不要紧，在这种情形之下，包身工当然是“人得而欺之”了。有一次，一个叫做小福子的包身工整好了烂纱没有装起，就遭了“拿摩温”的殴打，恰恰运气坏，一个“东洋婆”（日本女人）走过来了，“拿摩温”为着要在主子面前显出他的威风，和对东洋婆表示他管督的严厉，打得比平常格外着力。东洋婆望了一会，也许是她不欢喜这种不“文明”的殴打，也许是她要介绍一种更“合理”的惩戒方法，走近身来，揪住小福子的耳朵，将她扯到救火用的自来水龙头前面，叫她向着墙壁立着；“拿摩温”跟着过来，很懂东洋婆的意思似地，拿起一个丢在地上的皮带盘心子，不怀好意地叫她顶在头上。东洋婆会心地笑了：“这个小姑娘坏得很，懒惰！” “拿摩温”学着同样生硬的调子说：“这样她就打不成磕睡了！” 这种“文明的惩罚”，有时候会叫你继续到两小时以上。两小时不做工作，赶不出一天该做的活儿，那么工资减少而被带工老板殴打，也就是分内的事了。殴打之外还有饿饭、吊起、关黑房间等等方法。 在一种特殊的优惠的保护之下，吸收着廉价劳动力的滋养在中国的日本纱厂飞跃地膨大了。单就这福临路的日本厂子讲，一九○二年日本大财阀三井系的资本收买大纯纱厂而创立第一厂的时候，锭子还不到两万，可是三十年之后，他们已经有了六个纱厂，五个布厂，二十五万个锭子，三千张布机，八千工人和一千二百万元的资本。美国的一位作家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美国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那么，我也这样联想，日本纱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中国奴隶的冤魂！ “一·二八”战争之后，他们的政策又改变了，这特征就是“劳动强化”。统计的数字，表示着这四年来锭子和布机数的增加，和工人人数的减少。可是在这渐减的工人里面，包身工的成分却在激剧地增加。举一个例，杨树浦某厂的条子车间三十二个女工里面，就有二十四个包身工。一般的比例，大致相仿。即使用最少的约数百分之五十计算，全上海三十家日本厂的四万八千工人里面，替厂家和带工头二重服务的包身工总在二万四千人以上。 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猪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地被践踏？血肉造成的“机器”，终究和钢铁造成的不同；包身契上写明三年期间，能够做满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压迫着做工。比如讲“芦柴棒”吧，她的身体实在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抄身婆”（抄查女工身体的女人）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她的身体：“让她揩点油吧？骷髅一样，摸着她的骨头会做恶梦！” 但是带工老板是不怕做恶梦的！有人觉得她太难看了，对老板说：“比如做好事吧，放了她！” “放她？行！还我二十块钱，两年间的伙食、房钱。”他随便地说，回转头来对她一瞪，“不还钱，可别做梦！宁愿赔棺材，要她做到死！” “芦柴棒”现在的工钱是每天三角八分，拿去年的工钱三角二分做平均，两年来带工老板从她身上实际已经收入二百三十块钱了！ 像“芦柴棒”一般的包身工，每一分钟都有死的可能，可是她们还在那儿支撑，直到被榨完残留在皮骨里的最后的一滴血汗为止。 看着这种饲料小姑娘谋利的制度，我不禁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和乌鸦很相像的那种怪样子的墨鸭，整排地停在船上，它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鱼，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它的颈子上轻轻地一挤，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鸭整天地捕鱼，卖鱼得钱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但是，从我们孩子的眼里看来，船户对墨鸭并没有怎样虐待，而现在，将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便连这一点施与的温情也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千万被压榨的包身工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十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 黑夜，静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毕竟是无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

1924年1月，正在日本福冈的沈端先（夏衍）将一篇旧作重新修改，题名《新月之下》寄回上海，刊登在《狮吼》半月刊上，署名“沈宰白”。这是夏衍发表的第一小说，作品描写了一个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对未婚妻的思念。创作有电影剧本《狂流》《春蚕》，话剧《秋瑾传》《赛金花》《法西斯细菌》《上海屋檐下》及报告文学《包身工》。改编创作有《在烈火中永生》《革命家庭》《祝福》《林家铺子》等电影剧本，著有《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等理论专著。著述甚丰，有《夏衍剧作选》《夏衍选集》《夏衍剧作集》《夏衍电影剧本集》《夏衍杂文随笔集》《夏衍论创作》《懒寻旧梦录》等。

20世纪30年代还出现一位重要的左翼戏剧家，就是夏衍。他从事左翼文艺运动很早，并在发展现代电影事业上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创作话剧却较上述各位都要晚。夏衍，原名沈端先，笔名还有丁一之、蔡叔声、丁谦平、黄子布等等，浙江省杭州市人。1935年发表独幕剧《都会的一角》，1936年发表历史讽喻剧《赛金花》和《自由魂》(即《秋瑾传》)，1937年5月出版《上海屋檐下》。两部历史讽喻剧都取材于近代史，因为目的并不单在于再现历史，更重要的是借古讽今，或对照现实，或讽刺现实，故称为历史讽喻剧。这和“五四”后郭沫若等借历史人物来抒发感情的戏是不一样的。这种戏的产生多因政治上的低气压，言论自由的丧失，剧作家不得不用曲折、影射的方法表达意见。如陈白尘在同一时间也写了《石达开的末路》，批评石达开以行“仁义”为名，放弃战斗，终至全军覆没。这类剧只有放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才能理解作家的用意。《石达开的末路》显然是批评了不抵抗主义。到了20世纪40年代的国统区，写历史讽喻剧成为戏剧创作中十分突出的现象。夏衍是其先行者。《自由魂》歌颂正面人物，以达激扬鼓励之目的。《赛金花》则借一个微不足道的妓女，以讽刺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因此，它发表后便被“国防文学”的倡导者誉为“国防戏剧”的重要收获。因为刺痛了国民党，它的演出先遭捣乱，继被禁止，而且连带着使北平的一台《赛金花》(熊佛西作)也被禁演了。但夏衍则认为这个“以肉体博取敌人的欢心而苟延性命于乱世的女主人公”，较之“庙堂上”那些统治者还好一些，对她便不免加以同情，恰好剧中对义和团的描写不够全面，因此也遭到另一些左翼作家的批评。先是鲁迅在杂文《这也是生活......》中给予讽刺；继而茅盾也认为“把赛金花当作‘九天护国娘娘’到底说不过去”，他认为要作讽喻只能写义和团的斗争，而赛金花只能作为点缀。不论对《赛金花》评价如何分歧，夏衍写作历史讽喻剧的目的是明确的，即以文艺为宣传的手段，直接抨击现实。但几乎也就在这同时，他的这种思想有了变化，这是受了曹禺《雷雨》、《原野》等剧影响，他感到如果能够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即使当前没有直接的宣传作用，那也是有意义的。在这种思想之下，他以自己最熟悉的上海市民生活为题材，写出了现实主义的杰作《上海屋檐下》。

夏衍(1900．10．30—)本名沈月熙，字端轩，祖籍河南开封，生于浙江杭州。曾用笔名 还有沈端先、沈宰白、徐佩韦、黄子布、余伯约、司马牛等。 1914年毕业于德清县立高小，因家贫当过染坊店学徒。1915年9月进入杭州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1920年毕业。次年入日本明治专门学校电机科学习。1924年加入国民党，开始参加政治活动，任国民党左派驻日总支部的常委兼组织部长，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被国民党开除党籍，5月回到上海，不久即加人中国共产党，在闸北区从事工人运动，并翻译大量文艺作品。1929年秋参与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成立后被推举为执行委员。1929年翻译了高尔基的名著《母亲》。 1929年10月与郑伯奇等人组织上海艺术剧社。1932年进入明星电影公司担任编剧顾问。1933年党的电影小组成立后被任命为组长。此后集中力量从事电影事业，同时主编左翼戏剧刊物《艺术》、《沙仑》。1935年2月第一次用夏衍的笔名发表短篇小说《泡》，刊载在《文学》杂志6卷2号。 1935年10月重新建立“文委”被选为委员，分管电影戏剧和音乐。1936年6月创作了报告文学《包身工》，反映包身工在资本家剥削下的惨痛生活，引起广泛注意和重视。同年创作了多幕话剧《赛金花》，发表后曾引起争论。同年12月创作了多幕话剧《自由魂》。1937年发表剧本《上海屋檐下》。 1937年8月任《救亡日报》总编辑，12月离沪，辗转广州、桂林、香港、重庆等地从事新闻工作，同时创作了话剧《愁城记》、《心防》、《法西斯细菌》等，并把托尔斯泰的《复活》改编为话剧。1945年创作的剧本《芳草天涯》，描写抗战中知识分子的爱情生活，曾引起文艺界争论。 1949年5月随军进入上海，先后担任文教接管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上海文化局局长。1954年调任文化部副部长。曾创作《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在烈火中永生》等由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剧本。 1965年被免职，到山西介休参加“四清”运动。“文革”中度过八年零七个月的“监护”生活，留下了无法治愈的残疾。粉碎四人帮后当选为全国影协主席、文联副主席，出版了《劫后影谈》、《懒寻旧梦录》等作品。 著作书目： 《高尔基传》(传记)1932，良友 《赛金花》(话剧)1936，生活 《自由魂》(后改名《秋瑾传》，话剧)1937，生活；1950，开明《日本的悲剧》(杂文集)1937，上海大时代出版社《上海屋檐下》(话剧)1937，戏剧时代出版社《血写的故事》(报告文学集)1938，黎明书局《包身工》(报告文学集)1938，广州离骚出版社《一年间》(话剧)1939，生活；改订本更名《天上人间》，1944，重庆美学出版社《白云故乡》(电影剧本)1939，大地《小市民》(剧本集)1940，新知《愁城记》(话剧)3941，剧场艺术社《此时此地集》(杂文集)1941，文献《心防》(话剧)1941，新知《水乡吟》(话剧)1942，群益《长途》(杂文集)1942，桂林集美书店《风雨同舟》(剧本，又名《再会吧，香港》)与田汉、洪深合著，1942，桂林集美书店《戏剧春秋》(话剧)与宋之的、于伶合著，1943，重庆末林出版社《草木皆兵》(话剧)与于伶、宋之的合著，1944，新知《法西斯细菌》(话剧，又名《第七号风球》)1944，重庆文章出版社《边鼓集》(杂文集)1944，重庆美学出版社《离离草》(话剧)1945，昆明进修教育出版社《芳草天涯》(话剧)3945，重庆美学出版社《劫余随笔》(杂文集) t948，香港海洋书屋《春寒》(长篇小说)1949，人间《蜗楼随笔》(杂文集)1949，人间《夏衍剧作逊1953，人文《考验》(话剧)1955，人文《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评论集)1959，电影《夏衍选集》1959，人文《杂文与政论》(杂文集)1959，北京《电影论文集》1961，电影《夏衍近作》1980，四川人民《夏衍杂文随笔集》1980，三联《劫后影谈》(评论集)1980，电影《夏衍论创作》(评论集)1982，上海文艺《杂碎集》(评论集)1983，四川人民《生活。题材。创作》(评论集)1983，湖南人民《夏衍剧作集》(l-3册)1984—1986，戏剧《夏衍电影剧本集》1985，电影《懒寻旧梦录》(回忆录)1985，三联《复活》(剧本)改编，俄国托尔斯泰原著，1943，重庆美学出版社《我的一家》(电影文学剧本)据陶承同名回忆录改编，1959，电影；1980年出版时改名《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电影文学剧本)据罗广斌、杨益言《红岩》 改编，1979，电影《憩园》(剧本)改编，巴金原著(出版年代不详)四川人民
夏衍（1900年10月30日－1995年2月6日），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祖籍河南开封，生于浙江省余杭县彭埠镇严家弄，毕业于浙江省立甲重工业学校（浙江理工大学前身）。[1]中国著名文学、 电影、 戏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 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早年参加五四运动，编辑进步刊物《浙江新潮》。从浙江省立甲重工业学校毕业后公费留学日本。入明治专门学校学电工技术。留学期间接触日本共产党，参加日本工人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1927年夏衍被日本驱逐回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夏衍同鲁迅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成立后任执行委员，后发起组织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建国后历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日友协会长、中顾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1994年，夏衍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第一批藏书2800册。[2]10月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著作有：《心防》《法西斯细菌》。话剧剧本有：《秋瑾传》《上海屋檐下》。出版的选集有：《夏衍剧作选》《夏衍选集》。报告文学：《包身工》。创作改编的电影剧本有：《狂流》《春蚕》《祝福》《林家铺子》等。[3]中文名夏衍外文名Xia Yan国籍中国民族汉族出生地浙江省余杭县揭秘第四届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会成员人物生平 公元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三十日（农历九月初八），出生于浙江省仁和县（后属杭县）严家弄27号。
夏衍（1900-1995年），中国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原名沈乃熙，字端先。1919年在家乡参加“五四”运动，与同学一道发起并创办了当时浙江第一个进步刊物《双十》。 1929年，与郑伯奇等组织上海艺术社，首先提出“普罗列塔利亚戏剧”的口号，开展无产阶级戏剧活动。1930年加入“左联”，当选为“左联”执委。1933年后，任中共上海文委成员、电影组组长，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开拓者、领导者。创作有电影剧本《狂流》、《春蚕》，话剧《秋瑾传》、《上海屋檐下》及报告文学《包身工》，对30年代进步文艺产生巨大影响。抗战爆发后，在上海、广州、桂林、香港主办《救亡日报》《华商报》，后辗转到重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主持大后方的文化运动，曾任《新华日报》代总编。撰写大量杂文、政论文章，同时继续从事话剧、电影创作。改编创作《祝福》、《林家铺子》等电影剧本，著有《写电影剧本的几个理论问题》、《夏衍剧作选》、《夏衍选集》、《夏衍剧作集》、《夏衍电影剧本集》、《夏衍杂文随笔集》、《夏衍论创作》等。
夏衍《野草》 《野草》是夏衍早期的一篇很有名的散文,1940年写的 原名《种子的力量》，表达民众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情感。夏衍是现代剧作家、革命戏剧和电影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野草》中，作者通过对种子、野草和生命力的歌颂和肯定，表达了他对黑暗现实重压的蔑视，对民众力量的信赖。本文揭示了一个真理：民众(野草)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夏衍这篇杂文，写于抗日战争中期，中心意思是鼓舞人民坚定抗战胜利信心， 用的是象征手法。 用野草象征顽强的生命力，不只夏衍始，白居易有“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鲁迅有《野草·题辞》的名篇。夏衍的新贡献，是在于将野草这一象征形象，表现得更加完整，赋予它的象征意义更加广泛，刻画出了新的艺术意境。首先，作者用强烈的对比，表现了野草不为人所注意，而实际上是巨大无比的力量。一方面是任何机械力都不能将其完整地分开的致密而坚固的头盖骨，一方面是普普通通的种子；一方面是横压其上、密布其旁的巨石，一方面是看似柔弱的小草：彼此争斗的结果却是种子和野草的胜利，骨骼被切分，巨石被掀翻。对于骨骼与巨石这些庞然大物，野草是一种“可怕的力量”。这是作者要告诉我们的第一点。其次，作者分析了野草的力量之所以如此之大，是 在于它的“韧性”。它是一种不断生长着、扩大着的生命力，它不求速胜，而 能“长期抗战”，不达目的，决不终止，这样，它就使一切强大之敌显得脆弱 而渺小了。再次，作者又分析了野草所具有的乐观主义=精神。生长的条件无 论怎样恶劣，它也不会悲观和叹气；它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斗争性，它为经受磨 练而更加意气风发；它对自己的前途充满自信。野草的力量是一种强大的、韧 性的、乐观的、有前途的力量。这人格化了的野草，绝妙地、完整地、贴切地 象征了正在坚持“长期抗战”的我们的伟大中华民族，和神圣的民族战争的光 明前途。在借用野草歌颂民族精神的同时，杂文又借那种见不得风雨、需要特 殊抚植、苟安于玻璃棚中的“盆花”，对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所表现出来的依 赖性、软弱性、妥协性，也作了形象的揭露和尖锐的讽刺。 为与朴素的野草形象相吻合，杂文取朴素的文风，不事雕刻，力避华美。 开头貌似闲谈，意在反衬，自然地引起下文，最后以“哄笑”盆花嘎然结束， 起的自然，收的利落。这篇散文最突出的特点，是寓意深刻，哲理性强。作者描写的是自然界的生物现象，但影射和隐喻的却是社会生活现象。作者与当时许多革命文艺家一样，他作的不是风花雪月式的“闲文”，而是革命文学。他如此强调野草的力量，把那些被人们踩在脚下的野草之力说成“世界无比”，其用意就在于唤起民众，使其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进而行动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文中的哲理性，是通过作者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详细观察，通过对新奇、具体而又相当典型的自然现象的描绘展示出来的。比如，种子的生长之力能够分开机械力难以分开的头盖骨这个例子，就是一般人不易具备的知识，因而显得新颖奇特，也很典型。同时，为了避免以偏概全，作者紧接着又列举了一系列尽人皆知的普通事例来进一步说明之。而用普通事例来说明问题又容易失于平庸和索然寡味，于是作者便对这些普通事例进行了深入的开掘，提炼出微言大义的哲理来。“为着向往阳光，为着达成它的生之意志，不管上面的石块如何重，石块与石块之间如何狭，它必定要曲曲折折地，但是顽强不屈地透到地面上来，它的根往土壤钻，它的芽往地面挺，这是一种不可抗的力，阻止它的石块，结果也被它掀翻……”作者从一粒种子的生长过程中发现了不可抗拒的力量，这就提炼升华出一种哲理性很强的思想。这篇散文的立意，是通过层层点染，逐步深化的，到了最后，画龙点睛，妙语惊人。作者目的在于启迪人们的思考，因而没有在抒情方面下功夫，主要是借助于形象展示一种哲理。采取的是夹叙夹议的手法。开始,提出问题：“世界上什么东西的气力最大?”接着破题而入，用特殊和一般的例子，来回答这个问题，说明世上小草和种子的力量最大。最后,指出小草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具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它以生命作为力量的源泉，它坚忍不拔，能屈能伸，“长期抗战”，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二是把一切困难、挫折都视为对自己的锻炼，决不悲观叹气。如果我们通过“长期抗战”等字样，把野草的生命之力与当时政治背景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就不难看出，作者何以要呼唤野草和生命之力了。由于散文的立意是逐步点染加深的，读起来很有层次，既不平直浅露，和盘托出，使作者的主旨成为枯燥无味的空洞说教，又没有把作者的思想倾向完全隐藏起来，读起来朦胧隐晦，艰深难测，不可捕捉。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人问：世界上什么东西的气力最大？回答纷纭的很，有的说“象”，有的说“狮”，有人开玩笑似的说：是“金刚”。金刚有多少气力，当然大家全不知道。结果，这一切答案完全不对，世界上气力最大的，是植物的种子。一粒种子所可以所显现出来的力，简直是 超越—切。这儿又是一个故事。人的头盖骨，结合得非常致密与坚固，生理学家和解剖学者用尽了一切的方法，要把它完整地分出来，都没有这种力气。后来忽然有人发明了一个方法，就是把一些植物的种子放在要剖析的头盖骨里，给它以温度与湿度，使它发芽。一发芽，这些种子便以可怕的力量，将一切机械力所不能分开的骨骼，完整地分开了，植物种子力量之大，如此如此。这，也许特殊了一点，常人不容易理解。那么，你看见过笋的成长吗？你看见过被压在瓦砾和石块下面的一颗小草的生成吗？它为着向往阳光，为着达成它的生之意志，不管上面的石块如何重，石块与石块之间如何狭，它必定要曲曲折折地，但是顽强不屈地透到地面上来。它的根往土壤里钻，它的芽往地面上挺，这是一种不可抗的力，阻止它的石块，结果也被它掀翻。一粒种子的力量的大，如此如此。没有一个人将小草叫做“大力士”，但是它的力量之大，的确是世界无比。这种力，是一般人看不见的生命力，只要生命存在，这种力就要显现，上面的石块，丝毫不足以阻挡，因为它是一种“长期抗战”的力，有弹性，能屈能伸的力，有韧性，不达目的不止的力。 这种不落在肥土而落在瓦砾中，有生命力的种子决不会悲观和叹气，因为有了阻力才有磨炼。生命开始的一瞬间就带了斗争来的草，才是坚韧的草，也只有这种草，才可以傲然地对那些玻璃棚中养育着的盆花哄笑。
创作有电影剧本《狂流》、《春蚕》，话剧《秋瑾传》、《上海屋檐下》及报告文学《包身工》，对30年代进步文艺产生巨大影响。